外婆

人人都有外婆。外婆的形象大都是勤劳、善良和慈祥的，我的外婆尤为勤劳、善良、乐观和慈爱。

外婆叫薛文清，1914年出生，她娘家在延安市子长县东北边，一个叫麻地圪坮的小山村。她父亲是一个乡村中医，看病时经常有人赊账，很多时候连药品的成本都收不回来。因为家里穷，外婆13岁就嫁给了外公。当时陕北的风俗习惯是穷人家的姑娘结婚早，娘家把姑娘尽早嫁出去，不但收一笔彩礼，还可以节省开支；而富人家的儿子结婚早，这对有钱人家不过是增加一双筷子的事。外公家里条件优越，人长得精神帅气，又有文化，外婆算嫁了个好人家。他们结婚时外公也是一个13岁的娃娃，从此，她就跟着外公风风雨雨、跌宕起伏地过了一生。外婆一生总共生了12个孩子，成活了6个，2男4女，母亲是有幸成活孩子里面的老大，比外婆整整小20岁。

（二排左一为外婆，右一外公，三排右一为母亲）

1949年，西安解放，外公被派到长安县当法院院长。1951年，外婆带着母亲、大舅、二姨和三姨辗转山西到了长安，住在清凉山下的窑洞里。母亲从18岁开始在长安县上了五年小学，1956年与父亲结婚，1957年随父亲到商南县工作。

1960年夏天，国家困难时期，我出生了。据说，我出生时母亲难产，大夫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遇到特殊情况还得现场查书。因为产程太长，我的身体不好，母亲也受到巨大的伤害。外婆心疼女儿，就放下外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，冒着酷暑乘卡车翻越秦岭，从西安来到偏远的商南县，给母亲侍候月子。当然受益最大的是我。

母亲生下我没有奶水，而且不久就上班了。照顾我最多的是外婆，从此我就牢牢地记住了外婆慈祥的面孔和独特的味道。

1962年10月，父母被调到西安工作，母亲又生了大弟弟，这次是奶奶来帮忙。奶奶喜欢弟弟，父母忙于工作，大家都顾不上管我，我还“宁死不屈”，坚决哭闹着不去幼儿园，并且一再得逞。我先天发育不足，身体长得很瘦弱，整天蔫了巴叽，没精打彩，脑门上有一条很高的棱，走路老是摔跤，人们给我取个绰号“猴娃”，还有人给我编了一段顺口溜：“猴娃猴娃搬石头，砸了猴娃的脚趾头；猴娃猴娃你嫑哭，我给你娶个花媳妇！”

可是，一旦我在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，就会明显得胖起来。原因一是外婆给我盛的饭多，二是外公经常讲浪费粮食犯法，我不敢剩饭，这样很快就胖了起来。

（儿时的作者）

外公那时已经被调到陕西省干部文化学校工作，他们住在西安南郊小寨兴善寺东街，就是现在陕西省教育学院的校址。当时他们家有6口人，只有两间平房，厨房还是另外搭建的。外公经常住在办公室，我就跟着外婆睡。外婆很勤快，天刚亮就起来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家，她还买粮、买菜，养鸡、养猫，抽空还画画、剪纸，一天忙个不停。外婆年轻时上过妇女扫盲班，她能认识几百个汉字，还会简单的加减法，每次买粮都靠她骑着三轮车到小寨商场买回来。那时会骑三轮自行车的人不多，一路上人们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她，用现在的话叫比较“拉风”。其实那时她已经50多岁了，更何况是一个小脚老太太。她还经常帮助邻居裁衣服，用缝纫机轧衣服。平时做饭时，一有空闲她就在锅台上练习写字、画画。她见啥画啥，她画的猫、狗十分形象传神。那时除了母亲出嫁，大舅在东北当兵，其他四个子女都在西安上学，家里的一切，全靠外婆操劳。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，她总是笑眯眯的。我曾经问她为什么对外公这么好？她笑着说：“害怕你外爷把我打发回去！”那个时候，党政干部的确是离婚的人数比较多。

有一年春节，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从东郊到外婆家，下公交车后在小寨商场买了一斤鸡蛋糕。店员刚称好，我们几个小孩就抓着吃了。可是母亲一摸口袋，发现钱包丢了，只好叫我去找外婆送钱来。外婆大度地安慰母亲：“破财免灾，小偷也要过年哩！”

大概是1965年秋天，核桃成熟的季节，我在外婆家呆了很久，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们也混熟了。她们院子里有很多核桃树，我经常爬树摘核桃，多次被工作人员上门告状，外公一般会板起面孔批评我，而外婆总是以“孩子小，不懂事”来庇护我，以至我后来“乱子”越惹越大——

文化干校的教学楼是一座两边低中间高的凸字形大楼。一次，我和几个小朋友从教学楼辅楼的楼顶（四层楼）向中间的主楼楼顶（五层楼）抓着八字形螺纹钢向上攀爬，忽然头一晕从五楼侧面掉到了四楼楼顶。楼顶的沙子把我的脸蹭破了皮，有人把我送回家，是外婆带我去看病包扎，后来还去换了几次药。路上刮风下雨，外婆把她的绿色围巾给我包上，担心我得破伤风。还有一次我在家里没事干，把一个电灯头拿在手里玩。那时候的电灯大部分是挂钩灯泡，灯头里有正负极两个触点。我将灯泡卸下来，把右手大拇指头伸进去，造成了“短路”，被通着电的灯头将手指烧伤。我疼得大叫一声，外婆进来，见我的手被电伤，不顾手脏，把我的手指放进嘴里，轻轻吮着、吹着，后来还到邻居家借来獾油，轻轻地给我抹上。邻居开玩笑说：“外孙是狗，吃了就走！”我怕外婆不喜欢我了，就对她说：“外婆，我长大了一定孝敬你！”外婆听了高兴得嘴角翘了老高，脸上的皱纹开得像一朵菊花。

（二排左二为母亲，左三外婆，左四外公，

右三父亲，父亲腿上抱着“我”）

文革开始后，外公受到了运动的冲击。外婆和四姨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家。每天早上在我还没有起床时，外婆就把烤得焦黄喷香的馍馍送到我的被窝里，我吃得满床都是馍渣子。奶奶看了很不高兴，认为外婆过于溺爱孩子了。她们两人一严一松，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！

文革初期，父母亲所在的工厂搞武斗，我们不时听到有人被打死打伤的消息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，外婆带着我躲到几个亲戚家。先是在西安火车站西闸口的二姨家住了一阵，第一天夜里我就尿床了，吓得我早上不敢起床。二姨、二姨夫虽然大度包容，但主要还是外婆给我撑的腰，解的围，才使我度过了孩提时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，顺利地化解了羞愧和尴尬的危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外婆又带我去了她在西安西大街桥梓口的侄子家。她侄子是省商业厅的干部，人长得很文静，老伴没有工作，家里有四五个孩子。当时二叔也受到运动冲击，有一点自顾不暇。他家租住的是民房，家里经济条件比较紧张，主要问题是粮食不够吃。我们一下就来了两个人，明显增加了他们的负担。那时城市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，一般人只有十几、二十斤，只有成年体力劳动者才能上三十斤。买粮除了要钱，还得要粮本或粮票，而我们是没有带粮票的。每次吃饭时外婆就吃得很慢，看我快吃完了，她就赶紧把碗里的饭拨给我一些，生怕不懂事的我再去盛饭，而造成尴尬。

我有时候不听话，会一个人跑到钟楼或新城广场看热闹。经常看到钟楼旁边邮电大楼墙上和布告栏上有红红白白的大字报，还时常遇到拿着小旗旗的游行队伍，听见他们高喊：“打倒刘澜涛！打倒霍士廉！”……有时我就窜到了城隍庙、回民街，逛到南门外护城河或者乱哄哄的火车站。我稍微回来得晚一点，就能看到外婆心急火燎地在院子门口用手遮住阳光四处瞭望。外婆一边告诫我：“外面危险，不要乱跑”，一边用毛巾给我擦洗脏脸脏手。但是她从来没有因此骂过我一句，打过我一下。

1969年前后，外公、外婆和四姨被送回陕北老家“劳动改造”，直到1980年外公平反，他们才重回西安。这期间主要是我代表母亲给她们写信联系。其中，1976年冬天我跟二舅回老家过了一次春节，在外婆家呆了大概十几天。这叫我再次体会到了外婆的豪爽和亲情。真的是“热腾腾的油糕，哎咳哎咳哟，摆上桌，哎咳哟；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，依儿呀来吧哟！”外婆高兴地从早忙到晚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做这做那，生怕我们吃不好。有时间半夜还要叫我起来吃东西，因为白天老是来人串门，如果遇到了不给别人吃也不好……又是不到十天，我就吃胖了。那个年代，人们以胖为美，认为胖了健康。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外婆还给我们装了很多吃的东西，并千叮咛万嘱咐，担心我们搞丢了、放坏了，生怕我们路上饿着。

我们离开外婆家时，正是大年初六的清晨，陕北的正月，天冷得出奇，满山都是半尺厚的积雪。我们踩在冰雪覆盖的路上，脚下发出吱吱喳喳的声音，稍微不慎就会滑倒。但是外婆坚持要送我们到村口，谁劝都不顶用。我们走了很远，转了两三个山峁，回头看到外婆还站在寒风中招手，直到人已经很小很小，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挪回去的。

（二排左二为母亲，左三外婆，右三外公）

1980年秋天，我在西安东方技校上学期间，陕西省委给外公平反，暂时安排外公、外婆住在建国路省委招待所，就是现在的张学良公馆。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看他们，那天晚上正巧外婆闹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上吐下泻，腹背疼痛，疼得外婆呼爹叫娘，用她的原话就是“刀劈斧砍的疼！”外公一时也束手无策。幸亏我在跟前，急忙背外婆去了第四人民医院。经过紧张的抢救，过了几天外婆身体就好了。在场的病友问这个小伙子是谁？外婆骄傲地说：“我的大外孙子！”

不久，省委安排外公到省委第三干休所当所长，并专门从宝鸡调三姨到临潼工作。外公外婆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，他们种花种草，种果树，“采菊东篱下”，过了一段幸福安宁的晩年生活。

我们经常去看外公、外婆，我们一去外婆就会明显地兴奋。外婆有时会亲切地摸着我的后脑勺说：“你的后脑把子和你二舅舅的一样样的，平格沿沿的。”我知道陕北人是很讲究男人的头形的，而二舅和我的头形都是外婆用专门的枕头精心制造的杰作，是外婆审美观的直接体现。

外婆80岁以后，得了阿兹海默症。对近期发生的事记不住，却对小时候的事记得特别清楚。有时间她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认识，但是她却能轻松认岀我，可以很自然地叫出我的名字，这个连我都感到奇怪。我每次看外婆，她都会反复问：“你有几个娃娃？男娃娃女娃娃？”当我平静地告诉她我只有一个女娃时，她都会坚定地对我说：“再要上一个！”

晚年的外婆已经糊涂到“不省人事”，但是她仍然不停地出去捡柴禾、树枝，捡桃核、杏核。我想不明白，外婆的一生到底经受了什么磨难，才会这样“爱柴如命”？她锲而不舍地在家里积攒了很多柴禾，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果树。由于果树太密集，果实长得品质比较差，但是她也会挑出最好的留给我们吃。平时她们吃饭很简单，而我们一去，她就会做许多饭，米饭馒头面条同时上，每次吃饭都要剩下很多她才高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她给我保存着一些水果或者好吃的东西，我们并没有及时去，以至于当她给我取出来时，才发现已经腐烂发霉……也许只有当面看着我吃了，她心里才会高兴！

（外婆与外公肖像照）

外公去世后，外婆又坚强地活了几年，子女们都很孝顺，尤其是三个姨姨对外婆照顾得格外精心。可是，有一天外婆在母亲家里，晚上睡觉时不小心从床上掉下去，摔伤了胯骨。此后，她在床上瘫痪了四年，受尽了磨难。我虽然经常会去看她，但是，四体不勤的我真的没能帮上什么忙。

最为遗憾的是，外婆去世时我正在新疆出差，听到恶耗急忙赶回临潼，只见到外婆的遗像和空荡荡的房子。

外婆去世几年之后，母亲姊妹们决定将外公、外婆的骨灰安葬在老家祖坟。我本来说好要回去参加安葬仪式，后来也因为工作而食言，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

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外孙是狗……”（王谦）